直接投資論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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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篇(2)

一、匯率變動對國際直接投資流的影響

1.貨幣的貶值或低估有利于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而不利于對外直接投資

一個國家貨幣的貶值或低估降低了以外幣計算的該國資產的價格、市場上原材料的價格以及名義工資，從而降低了外國投資者在該國的經營成本。來自強貨幣或幣值被高估的國家的投資者能夠以較少的資本在這個國家建廠、辦公司或并購企業，以較少的投資做較大的生意。許多跨國公司把一部分生產放在弱貨幣或幣值被低估的發展中國家進行，以此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然后將產品出口，在強貨幣或幣值被高估的國家市場上以較高的價格銷售，從而獲取高額利潤。所以一個國家的貨幣貶值或低估往往有助于該國吸引更多的外來直接投資。

八十和九十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吸引了大量國際直接投資，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匯率的變動。某些亞洲及拉美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在這一時期不斷貶值，這使在這些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變得很有吸引力。1997年金融危機首先在泰國爆發，泰銖大幅貶值，在巨額短期外國資本逃離泰國的同時，流入該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卻反而猛增。泰國貨幣的大幅貶值使外國投資者并購泰國的企業變得十分容易，因為對他們來說泰國的資產比危機前要便宜得多。

從表1所示，我們可以發現在1997和1998兩年中泰銖大幅貶值，1996年一美元只能兌換25泰銖，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這一年，一美元能兌換31泰銖，1998年一美元已能兌換41泰銖。我們也發現在泰銖大幅貶值的同時，泰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也直線上升，1996年為23億美元，1997年為39億美元，1998年達到73億美元。由此可見，泰銖貶值是引起外國直接投資大量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貨幣的大幅貶值或低估不利于對外直接投資，因為別國的資產、原材料和人工會變得很貴。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本來就弱，貨幣的國際購買力較低，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十分困難，若貨幣再大幅貶值就會給對外直接投資雪上加霜。這就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非常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貨幣的升值有利于對外直接投資而不利于吸引外來直接投資

貨幣的大幅升值有利于對外直接投資，但不利于吸引外來直接投資，這一論點可從日本的情況中得到證實。從七十年代初開始一直到1995年，日元對美元不斷升值。1970年一美元可兌換360日元，但是到了1995年在外匯市場上一美元卻只能兌換94日元。日元的升值極大地提高了日元的國際購買力，使日本投資者在國外能較容易地進行企業并購、開公司和建廠。在歷史上的一段時期，由于日元價值低估，日本的經濟曾長期從產品出口中獲利。自從日元大幅升值后，日元的高估削弱了日本國內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日本企業就開始大舉對外直接投資，將其一部份產品的生產轉移到人工成本較低的國家，特別是一些貨幣處于弱勢的亞洲發展中國家，從而使其能繼續保持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計量數學模型的測試結果顯示，在1977年到1997年時期日元兌美元匯率的變動與日本在國外直接投資的變化呈正相關（ρ＝0，61），在1977年到1988年這段時期兩個變量的相關度非常高（ρ＝0，95）。由此可見日元升值是一個可用來解釋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的因素。

日元的大幅升值促進了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卻阻礙了外國在日的直接投資。由于日元的不斷升值，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在日的直接投資卻越來越缺乏吸引力，因為日本境內的資產、原材料和人工變得越來越昂貴，令外國投資者望而卻步。因此在工業發達國家中，日本是吸納外國直接投資最少的國家。筆者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金融統計》公布的數據進行了計算，在1980年至1997年期間，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為3478億美元，外國在日本的直接投資只有121億美元，兩者之比為28.74：1.然而在這同一時期，美國對外直接投資7096億美元，外來直接投資達到7633億美元，兩者之比為0.93：1.英國此比為1.52：1，法國為1.43：1.計算的結果顯示，與其他工業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在此期間流人日本的外國直接投資極少。

一個國家貨幣的大幅升值會減少在該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這不僅體現在日本的情況之中，而且也適合其他國家。根據塔卡拓喜·依托（Takatoshiho）和比德·易薩德（Pe-terIsard）1997年的研究結果，在APEC地區實際匯率升值10％將造成相當于o，25％的GDP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減少。也就是說，如果某個APEC地區的國家的GDP為10000億美元，該國的貨幣升值10％會減少25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

二、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外來直接投資輸入的影響

1.人民幣的大幅貶值促使外來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

從八十年代初開始，進入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呈上升趨勢，特別是1992、1993和1994這三年外來直接投資的流人更是增加迅速。此情況的出現首先應歸于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也離不開我國改善投資環境的有效努力，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幣的大幅貶值。

根據我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筆者用計量經濟數學模型就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動與國際直接投資流人中國的增加這兩個變量進行了相關性分析，測試的結果顯示這兩個變量呈正相關，從1983年到1994年期間這兩個變量的相關度很高。以下為計算結果：

1983年至2000年：ρ＝0.65

1983年至1994年：ρ＝0.86

注：ρ為相關度

從測試的結果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是一個可對外國直接投資大量進入中國進行解釋的因素。

從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持續走低，1981年1美元兌1.7050元，1993年官方匯價為1美元兌5.7620元。1994年1月1日起我國實行官方牌價與調劑價并軌，匯率變為1美元兌8.7元。人民幣的大幅貶值對國際直接投資大量涌入我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4年我國實際使用外來直接投資達到338億美元。從1995年開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小幅上調，1994年人民幣大幅貶值的影響逐漸減弱，外來直接投資的增幅也開始下降。

90年代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量的變動起伏或多或少都受到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影響，其中以日本的情況最為明顯。人民幣對日元匯率的變動與日本在華直接投資的變動之間的相關性分析的結果顯示，在1989年至1999年時期日元對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與日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量的變化呈正相關（ρ＝0.80），在1989年至1995年時期該兩個變量的相關度非常高（ρ＝0.97）。

首先，我們注意到從1989年到1995年期間日元對人民幣大幅升值。1989年一百日元只能兌換2.736元，然而到了1995年一百日元可以兌換8.9225元。在此期間伴隨日元對人民幣的升值，我們發現日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同樣在快速地增長。1989年日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只有3億5千6百萬美元，但到了1995年卻達到31億1千萬美元，六年中增加了7倍多，由此可見日元對人民幣的升值對日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影響是明顯的。

2.人民幣的升值影響了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

從近幾年歐元區對華直接投資的變動可以說明人民幣的升值會造成外國直接投資流人的減少。1991年1月1日歐元正式問世以后歐元對美元的匯價不斷下跌，從1歐元兌1.18美元跌至1歐元兌0.84美元，歐元的大幅貶值使國際直接投資的兩個輸出大國德國和法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急劇下降。由于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美元對歐元的大幅升值也帶動了人民幣對歐元的大幅升值。2000年、2001年和2002年歐元區的德國和法國的對華直接投資都比1999年有較大幅度的減少，可是在這三年中，美國、日本和韓國的對華直接投資都比1999年有較多的增加，出現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人民幣對歐元的大幅升值。

3.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有利于吸引外來直接投資

由于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斷提升，貨物出口能力不斷提高，外匯儲備不斷增加，近年來人民幣開始面臨升值壓力。這說明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在提升，我國的國力在不斷的增強。然而根據我們的上述分析，若人民幣對外幣的匯率大幅上升必然會造成流入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的大量減少，而且以出口為主要目的已在中國境內的一些外資企業也會變得舉步艱難，它們會將一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業務轉移到其他國家去。

篇(3)

在全國各省市中，廣東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位列第一，達到了 116.3億美元。上海位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達到60. 43億美元。上海和廣東作為中_經濟的領頭羊，許多行業都是處于全W領先地位，尤其是制造業，而且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也還是以制造業為主。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以下是論文的研究框架：

篇(4)

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

當前跨國公司投資已經成為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世界500強的跨國公司中已有約400家在華投資了2000多個項目。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家先后施行了新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外商投資電信、民航、銀行、保險、以及外商參與國有企業改組改造、上市公司公司國有股、法人股向外商轉讓、QFII等多項法規，進一步增強了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的信心。

國際聞名跨國公司紛紛加快在中國的投資步伐，跨國公司新投資和增資項目大量增多，去年1-11月，經國家計委（或報經國務院）審批的大中型外商投資項目38個，總投資逾120億美元。一批由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重化工、能源、汽車、電子等資金、技術密集型大項目相繼簽約和開工建設，銀行、保險、商業流通等服務貿易領域的投資日趨活躍，新來華投資的跨國公司不斷增加，我國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呈現良性發展勢頭。

一、新的趨勢和特點

相比入世前后，跨國公司在華的投資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和特點，主要集中以下三個方面：

（一）投資結構進一步優化

1、在外商投資最集中的加工制造業中，資金技術密集型項目明顯增加。

如電子通信制造業，2001年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為70.9億美元，占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達15.1%，比1997年提高了9.2個百分點，2002年1-10月，這一比重進一步上升到17.1%.該行業國際前10位的跨國公司中，已有8家在華投資設立了130多個合資或獨資企業，這些企業的產品已經在國際國內市場上占據了相當的份額。

汽車行業中，上海大眾、南京依維柯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增資，寶馬、現代設立了新的合資項目，豐田、日產分別與一汽、二汽簽署了全面的合資合作協議，本田計劃在廣州合資建立出口轎車基地。

石油及石化行業中，西氣東輸、上海聯合異氰酸酯、福建煉油乙烯一體化等，均為聞名跨國公司投資的數十億美元的特大型項目。

這些資金技術密集型的大項目彌補了我國產業鏈中的空白，并吸引了大量國內外企業為其配套，形成產業聚集的區域，極大地增加了我國制造業的技術水平、產品附加值和國際競爭能力。

2、隨著入世后我國擴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服務業利用外資發展迅速。

2002年1-9月，我國服務業吸收外資合同額161億美元，同比增長36%；實際外資金額95億美元，同比增長49%，約占我國同期實際利用外資的1/4.部分地區外商投資服務業的勢頭更加強勁，上海1-10月服務業吸收外資合同金額增長了97%.表明入世后境外投資者，非凡是跨國公司對我國服務業的投資日益活躍，服務業吸收外商投資的巨大潛力初步顯現。

2002年以來，金融、商業領域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取得了積極進展，其中，商業分銷領域，新批外商投資商業企業17家，其中連鎖企業16家，原有外商投資商業企業新設分店7家；銀行領域，至9月底國內已設立外資銀行分行147家，其中45家獲準開展人民幣業務，最近美國新僑投資參股深發展銀行超過18%的股份；保險領域，繼去年11月英國標準人壽等3家外國保險公司獲準進入中國后，在華外資保險公司已達34家，設立的營業性機構約50家，近期匯豐集團出資6億美元參股平安保險10%的股份；證券領域，德國安聯公司己獲批準，率先在北京組建了合資證券治理公司。

服務貿易領域一直是跨國公司投資的目標，一些跨國公司已預備多年，隨著服務貿易領域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將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進入該領域，也是今后跨國公司投資的熱點之一。跨國公司投資服務業，對我國服務業的發展起到積極促進作用，并可以為制造業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二）跨國公司更加注重本地化經營

經濟全球化和激烈的國際競爭，促進了國際產業轉移，跨國公司為提高全球競爭力和開拓中國市場，紛紛來華投資，而中國的綜合優勢使眾多跨國公司增強了“扎根”中國的信心，跨國公司開始在中國推行全面的本地化經營策略。他們不僅利用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在中國生產其產品，而且將全球經營網絡中幾個核心部分都向中國進行轉移，在生產、研發、治理、采購、品牌各個方面都加強了本地化的進程。

1、跨國公司將生產制造中心向中國轉移的速度加快。

雖然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大幅降低了進口關稅，但是，從降低成本、增強國際競爭力和確保市場份額等長期戰略考慮，跨國公司仍紛紛將制造業的生產重心向我國轉移，將中國作為跨國公司重要的制造基地。

如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Bp公司等都已經開始實施幾十億美元的大規模投資計劃，在華建立一體化的生產基地。這也為中國由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2、在轉移制造業的基礎上，跨國公司加快了研發本土化的戰略調整，在華設立研究開發中心。

目前我國外商投資設立的研發中心已近400家。摩托羅拉公司在華已有18家研發中心，去年9月又公布，將在未來5年增加10億美元研發資金，并在北京建立全球研發基地。愛立信公司在已有6個研發中心基礎上，去年5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研發總院。這些研發活動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簡單的技術開發，而更關注于如何在中國特定的環境下面向全球進行最有優勢的生產活動，將進一步提升中國在跨國公司全球經營中的地位。

3、隨著跨國公司投資規模的擴大和投資水平的提升，原先分散投資、分散治理的模式已不適應其發展戰略的需要，跨國公司客觀要求將運營治理中心轉移到中國。

目前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投資性公司已有約220家，大部分承擔著統籌治理在華業務的職能，其中世界500強公司設立的投資性公司已超過120家，有很多將逐步向中國甚至亞洲地區的總部過渡。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和上海兩地設立的跨國公司地區性總部已達28家，近期即將設立的還有4家。

4、為了增強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力，降低采購成本，許多跨國公司開始在華設立全球采購中心。

將中國質優價廉的商品和原材料、零部件同跨國公司強大的全球銷售網絡相結合，既擴大了中國的出口，也為跨國公司實現全球配置資源，不斷發展壯大提供了動力。如沃爾瑪公司，以深圳為基地，開始在全國布點，2001年在中國直接和間接采購的金額達103億美元；GE公司明確表示，中國生產能力強的領域他們不預備投資建新廠，而將進行大規模的采購，2001年GE的醫療部門在華采購達3億美元，聯合利華也公布將在上海建立全球采購中心，未來5年內采購原材料和商品超過5億美元。

跨國公司在品牌、人才等方面也加大了本地化的力度，將“中國化”作為實現全球化的一項重要戰略，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中國經濟的外部空間，同時也給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宏觀治理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和挑戰。

（三）投資的方式更加多樣化

入世后，跨國公司加快進入中國的同時，投資方式逐步突破了傳統的“三資”模式，呈現出更加多樣化的新局面。

1、外商獨資方式發展迅速

外商獨資方式目前已經成為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并呈上升趨勢。2002年1-10月新批外商獨資企業18049家，占新批外商投資企業總數的65.3%，同比提高了6.3個百分點。新批外商獨資項目合同外資金額為512.7億美元，比重達68.4%，比2001年同期上升7.5個百分點。反映出我國的投資環境不斷完善，外商對華投資信心進一步增強。

2、跨國并購已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跨國公司對中國企業的并購同樣懷有巨大的愛好。但跨國并購投資在我國發展比較緩慢。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數據，1991-2001年年平均金額只有12億多美元，占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平均比重僅為3.4%.對此，我國政府明確提出鼓勵跨國公司采取并購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改組改造，國家有關部門也在職權范圍內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使跨國并購在中國逐漸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2002年以來，跨國公司采取并購方式的投資項目明顯增多，如法國通用水務公司收購上海浦東水廠和管網項目。

此外，BOT方式、經營權轉讓、項目融資、境外上市、外資收購國有金融資產治理公司處置的不良資產、中外合資的產業投資基金、引進“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積極成果。使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逐漸向多渠道、多方式轉變，有利于更多更好地利用跨國公司投資。

二、抓住機遇，積極吸引跨國公司來華投資

跨國公司擁有資金、技術、治理、人才和全球營銷網絡等巨大優勢。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對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升級、加快國有企業的改組改造、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都將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21世紀前20年翻兩番的宏偉目標，快速增長的投資需求和日益擴大的巨大市場，為跨國公司提供了廣闊的投資空間，我國面臨利用跨國公司投資的良好機遇。抓住機遇，大力吸引并積極引導跨國公司投資，是今后我國利用外資工作的重要任務。

（一）積極營造有利于跨國公司投資的良好軟硬環境

適應投資者結構改變、產業結構升級和生產經營方式變革等新情況，努力改進投資環境非凡是投資軟環境，將成為中國提高利用外資質量的要害因素。跨國公司更加重視受資國的法律環境、市場環境、人才、融資、物流、零部件等配套環境，對我國投資環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改善投資環境已取得了積極的成效。比如，在減少審批環節、簡化程序、提高辦事效率方面，鼓勵類不需要國家綜合平衡的外商投資項目，由地方政府自行審批，在西部地區，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和西部地區的優勢產業項目，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研究報告合并一道審批；國務院第一批取消的行政審批項目中，涉及外資的就有16個部門的35項等。但目前的投資環境還不能完全適應跨國公司投資的新形勢。

必須全面繼續改善和優化投資環境。要努力建立穩定、透明、可預見的法制環境，誠信、規范、統一的市場環境，物流通暢、中介服務體系健全、便于配套生產的企業發展環境，有利于人才聚集和可持續發展的人文和自然環境，加快解決外資企業發展中碰到的突出矛盾，使投資環境再上一個新臺階。進一步增強吸引跨國公司投資的綜合競爭力。

（二）積極吸引和引導跨國公司投資，提高利用外資質量

按照國家產業政策的要求，鼓勵跨國公司投資現代農業，促進農業產業化；鼓勵跨國公司投資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鼓勵在華設立生產基地和制造中心；鼓勵跨國公司和戰略投資者參與國有企業的改組改造。

要按照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的地域、數量和時間表，積極擴大商業、外貿、銀行、保險、旅游、會計、審計、律師等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使之成為我國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新的增長點，并促進投資環境的進一步改善。

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采購中心、研發中心和地區性總部。適當放寬中西部地區吸收外商投資的條件，積極引導跨國公司參與中國的西部開發。抓緊修訂《中西部地區吸收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鼓勵跨國公司投資西部地區的優勢產業，加快西部地區對外開放的步伐。

（三）多方式吸收跨國公司投資

篇(5)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增長協整

外商直接投資(FDI)是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對外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作者以重慶市作為東道主，從FDI對重慶市經濟增長貢獻的關系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對于重慶市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如何改善投資環境，制定和實施正確的外商投資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重慶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狀況

重慶外商直接投資大概經歷了緩慢發展的起步階段、高速波動的增長階段和穩步發展階段。重慶市FDI存在著總量少、來源集中、發達國家份額低以及投向集中、分布不平衡等問題。

注：根據重慶市統計年鑒和中國人民銀行數據庫整理

1985年，重慶第一個外商投資項目中外合資企業—慶鈴汽車有限公司成立。從圖一可以看出，1986年～1991年間，由于長期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和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等原因，引進FDI進展緩慢，FDI占GDP的比重也在0.01%以下。1992年,重慶被國務院列為沿江開放城市,享受沿海開放城市的政策。1993年，國務院批準重慶建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重慶迎來了引進外資的高速發展時期。1992年重慶市實際利用外資10247萬美元，是第一階段累計金額的1.40倍。1993年為歷年來重慶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之最。從圖可以看出,1992年～1999年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數量大、波動劇烈的特點。1997年重慶直轄市出臺了61條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達到38466萬美元。重慶引資工作進入穩定發展的新階段。

二、重慶FDI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是指外來投資者將資金或資產直接投放到東道國的產業部門，在當地創辦企業或與當地資本合營，通過生產要素的直接投入，投資者對生產要素的使用和管理擁有直接控制權。

經濟增長泛指一國生產的產品和勞務的增加。本文將衡量經濟增長最主要的指標GDP作為代表，主要探討FDI與重慶市GDP增長之間的關系。

1.FDI與GDP相關性檢驗。根據重慶市統計年鑒和中國人民銀行數據庫,收集1985年～2006年重慶市GDP和FDI的數據,剔除匯率變化的影響,運用Eviews3.1統計軟件對重慶市GDP和FDI進行相關性分析,相關系數為0.843292,說明兩個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性。

2.序列協整分析和因果關系分析。為了說明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和因果關系,對FDI和GDP進行協整關系檢驗和因果關系分析。（1）單位根檢驗及實證結果。為了減少數據波動趨勢性,分別對這兩個變量取自然對數。在對兩個變量的二階差分的線性圖形進行分析后,發現LFDI和LGDP兩個變量沒有明顯的趨勢特征,因此對LFDI和LGDP兩個變量進行ADF檢驗。從分析結果得出,LFDI和LGDP兩個變量的二階差分序列在不含截距項和趨勢項的ADF值都在5%的顯著水平上，駁斥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兩個變量同階單整。二階差分的平穩性特征以及序列的同階單整關系說明兩個序列之間可能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

（2)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取自然對數的二階差分具有平穩性特征,作二組變量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長期的發展態勢上,FDI的增長是GDP增長的Granger原因,但是GDP增長不是FDI增速不斷擴大的Granger原因。

3.回歸分析及回歸方程的建立。上述相關性、協整以及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表明,重慶市FDI與GDP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協整關系,并且FDI是推動重慶GDP增長的原因之一,因此通過分析可以建立兩者之間的經濟計量模型。

LGDP=5.896+0.4296LFDI

t=(46.47440)(9.429685)

R2=0.816377=0.807196F=88.91896DW=0.472310

采用E-G兩步法進行協整分析，其擬合優度較好。但是DW值較小,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關性。對殘差項進行檢驗,發現ADF為-2.862063,小于5%的臨界值-1.9592,說明從長期發展來看,GDP的增長與FDI的增長是協調的,說明模型基本正確。

通過回歸結果可以得出結論:重慶市引入FDI對GDP的平均貢獻率為0.43,即重慶FDI每增加一個百分點,GDP將平均增加約0.43個百分點。可見，FID對重慶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當顯著的。

FDI對重慶經濟增長的推動效應十分明顯。采取外向型經濟能帶來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引入FDI作為外向型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重慶經濟增長的貢獻尤其值得關注。在金融風暴的浪潮下，全球經濟將面臨著衰退的景象，我國GDP增速預計由2008年的10.5%左右降至2009年的9.5%左右。重慶市如何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繼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看出，FDI促進了重慶經濟增長，但是，經濟增長卻不是FDI大量涌入重慶的原因。所以從其他方面考慮來吸引FDI。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當地的制度，投資環境和各項政策法規。然而地處西部地區的重慶市相對于東部地區來講，在市場經濟發育程度、人們的思想觀念、政府效率、法規政策透明度、高素質人才等投資軟環境方面明顯處于劣勢，阻礙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力度。因此，加快體制創新、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是重慶市吸引外資的關鍵之所在。

篇(6)

現階段，我國加快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既有內部發展的動力，也有跨越外部障礙、緩解外部壓力的原因。這就決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要有“戰略性”。總體來說，這種“戰略性”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投資目的戰略性，即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是跨越貿易壁壘還是尋求資源和技術的。二是投資地區戰略性，即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以及資源稟賦的實際情況，決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和數量。三是投資手段戰略性，即根據投資目的的不同，從綠地投資、跨國并購、合資以及股權收購等方式中選擇合適的投資手段。四是投資產業戰略性，即根據不同的投資目的，選擇不同的產業。其實，在實際的投資過程中，這四者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即根據投資的目的，以最佳的投資手段在最佳的投資地區投資最佳的產業，以求取得最佳的投資效果。

目前，根據經濟發展的現狀和需求，也為了促進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有效、有序、協調、健康發展，我國政府鼓勵國內企業境外投資重點投向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鼓勵有利于緩解經濟發展瓶頸的境外資源類投資，拓寬這方面投資合作的渠道和領域；二是鼓勵有助于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能夠帶動國內產品、設備和技術等出口和勞務輸出的境外生產型設施和基礎設施投資，并有助于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水平；三是鼓勵能夠通過境外投資獲得國際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專業人才的境外研發中心投資，提高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四是鼓勵中國的優勢企業到境外從事貿易分銷、銀行、電子信息、物流航運等業務，增強服務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因此，具體來說，根據我國的現實情況，投資戰略應該遵循以下原則：

（一）基礎資源尋求型的對外投資地區：發展中國家

雖然中國在勞動力要素上具有一定的相對成本優勢，但在某些自然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礦產、森林和土地資源等)上卻顯得缺乏。要使相關行業保持穩定的增長，國內現有的已開發資源，從質量和數量來看都遠遠不能滿足要求。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建立穩定的國際資源市場渠道是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因此，進行海外投資，開發資源就顯得十分必要。

投資的重點地區應該是：第一類，部分亞洲國家。例如，東南亞的森林資源，西亞、中亞的石油、鐵、鉀鹽等都對我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我國在這些地區投資具有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利因素。第二類，拉美、非洲、中東歐等國家。例如，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石油、鐵、銅和森林資源豐富，投資基礎良好；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扎伊爾、贊比亞等國的石油、銅、鉻、鐵等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豐富，都是我國緊缺的自然資源。

根據這些產業的類型，投資手段最好選擇與當地企業合資開發，或者是增資入股，跨國并購或者綠地投資的可能性比較小、難度比較大。

（二）邊際產業轉移型的對外投資地區：發展中國家

根據國際經驗，對于我國的成熟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要想轉移出去，大部分也必然集中在鄰近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一方面因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小，實力不足，只有在地理位置毗鄰，交通、通訊、信息傳遞等比較便利的地區才能顯出比較優勢。這就是中國企業多向東南亞國家投資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國企業將適用技術和成熟產業轉移到市場潛力更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這些國家從事加工貿易、建立生產制造裝配企業，可以較大地滿足東道國擴大就業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做到互惠互利，使投資順利進行。這就可以把我國的夕陽產業轉移出去，既可以緩解環境污染問題，又可以為我國承接新一輪的國際產業轉移做好準備。

投資的重點地區應該是：亞洲、拉美、非洲、中東歐等國家。這些地區的部分國家是我國紡織品、化工產品、機電產品、拖拉機、小型農具、自行車、玩具、鞋帽、手工藝品等商品的出口大國。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消費結構及消費水平同我國具有相似性及承接性，而且人口眾多，市場規模及潛力巨大。另外，這類產業基本上都是勞動密集型，勞工素質也無需太高、很容易就地轉化，同時創造大量就業機會，頗受當地政府歡迎。

這些國家和地區投資環境較好，而且為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所以，我國企業在投資時可以選擇在國外直接投資建廠或者合資等形式。

（三）核心技術尋求型的對外投資地區：美日歐等發達國家

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以租賃和商業服務、批發零售為主，這些項目的投資從短期來看具有營利性，但是卻沒有長遠的戰略意義。目前，我國正在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轉變成功與否以及速度快慢，主要取決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歸根到底還是要取決于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擁有核心技術的知識產權。目前，國際分工已經從產品分工發展到了要素分工，技術特別是高端核心技術的研發主要集中于美日歐等國家大型跨國公司的母公司，而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主要還是處于加工、組裝和制造等低端的價值鏈端點上，這就導致我國想通過利用外資提高技術水平比較困難。那么，怎么辦？一是通過自主創新研發技術，二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到技術研發中心獲得技術。目前國家已經大力提倡自主創新，但是還沒有重視通過到國外投資主動地獲得技術。

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應該以吸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緊跟世界潮流為目的，有戰略、有步驟、有實效、有重點地發展對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投資的方式可以跨國并購或者自己設立研發中心為主。目前，一些企業已經實施這種戰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上海復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日本等地設立高技術合資企業，并將先進技術轉移到國內，加速國內產品的更新換代；華為集團分別在美國的硅谷、達拉斯、瑞典、印度、俄羅斯成立了實驗室；海爾在美國設立了研發機構；長虹與東芝合作在日本設立研究與設計機構；聯想在香港和美國設立了研發和技術信息中心，并進一步并購了IBM的個人電腦業務。

有一個問題特別值得注意。目前，外包是跨國公司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我國企業在對外投資時，也可以通過外包的方式，讓國外專業性的企業為我國企業作代工，通過同時購并核心業務和剝離非核心業務進行業務整合，提高和培養企業對全球資源配置、整合、計劃和協調的能力。在技術研發和關鍵性零部件生產方面尤其如此。目前，已經開始出現“國內企業做品牌，海外企業做代工”的新現象。例如，國內品牌的筆記本電腦和手機都在大量利用海外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的企業做代工。2002年，聯想公司的所有筆記本電腦中70%到80%的PDA以及40%的母板產品均由臺灣地區的廠商負責生產。另外，美國和歐盟一直是對我國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和地區，中國也應通過強化投資繞過各種貿易壁壘，將貿易摩擦變成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緩解貿易摩擦。

二、投資風險問題

總體而言，目前我國企業走出去主要面臨以下風險：一是政治風險。例如，2005年，中海油斥資185億美元收購美國第石油公司尤尼科，因美國國會的阻撓而失敗。聯想收購美國IBM公司的個人計算機業務后，美國國會議員理查德·達馬托向國會提議審核聯想計算機的信息安全，這使聯想的業務發展受到制約。二是政策風險。例如，委內瑞拉政府宣布，把外資控股或獨資的石油、能源類企業收歸國有，外資方不能控股。因此，在委內瑞拉投資石油、能源的外國公司損失巨大。俄羅斯2006年年底出臺了關于整頓批發零售市場經濟秩序、規范外來移民就業等有關法規，使十萬華商受到損失。三是社會風險。2004年的西班牙燒鞋事件給中國商人帶來巨大損失。四是治安風險。2004年我國兩名工程技術人員在巴基斯坦被綁架；2005年1月，8名中國人在伊拉克被綁架。有關數據表明，2005年外交部參與處理的各類中國人海外安全事件為2.9萬件，2006年超過3萬件。五是市場風險。例如，TCL收購法國湯姆森電視機業務，由于市場變化快，導致銷售下滑、市場份額萎縮、虧損嚴重。

從具體地區來看，以非洲地區的尼日利亞為例，尼日利亞是中國企業開展業務較多的非洲國家，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國家，自然條件優越、石油資源豐富、市場規模較大；但是，投資的風險也比較大，主要表現為：首先，種族宗教問題錯綜交織，頻繁引發暴力沖突；其次，有組織持械犯罪猖獗，嚴重威脅社會安全；第三，勞資關系、失業問題和貧富差距極易引發社會動蕩；第四，根深蒂固，制約政府管治水平。目前，尼日利亞以搶劫、綁架等惡性犯罪為主要特征的社會安全問題已經非常突出。2007年1月，先后有5名和9名中國工人在尼日利亞南部的尼日爾河三角洲地區遭到武裝分子劫持。據粗略統計，2006年全年至少有178名外國人在尼日利亞遭到武裝分子綁架。

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機遇與風險并存的。我國企業“走出去”也是如此。我國企業既不能因噎廢食，因為有風險就持消極的態度，也不能視風險而不見，盲目走出去，而是要堅持積極、審慎的態度，時刻樹立風險規避意識，有效設置風險控制環節，穩妥落實風險防范工作，合理安排風險化解措施，實施有所為、有所不為、有進有退的投資戰略。

從企業方面來說，企業應該從內部完善風險管理制度，做好前期的市場調研工作，充分認識、深入了解當地市場，審慎選擇交易方，盡量降低可能面臨的風險。準確定位和綜合權衡面臨的風險與機遇，結合企業發展目標，確定風險偏好，選擇承擔與預期收益和自身實力相匹配的風險。在風險發生時，企業可以通過分包和轉包的方式轉嫁一部分風險，或者在某些風險確定發生后終止合同，撤走設備，及時減少損失。

從政府方面來說，政府應該為企業對外投資做好保駕護航工作。可以通過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手段、進出口銀行的政策性融資手段、開發銀行的政策性支持手段、行業協會的信息咨詢等支持中國企業向海外投資，在出口融資、信息咨詢和應收賬款管理等方面為企業提供高效服務，為企業開拓海外市場提供安全保障。當風險發生時，如果有必要，政府可以出面幫助企業緩解風險和減少損失。

三、投資前景問題

從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來看，《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5年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為1330億美元，大約是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的17%，而2006年則達到了1930億美元，占全球流出量的16%。2005年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大約為1.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13%。1990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超過50億美元的只有六個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到2005年已有25個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超過了這個目標。雖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占據主要地位，但是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正逐漸成為國際舞臺上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可見，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投資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中的一種新趨勢。

從中國對外投資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對外投資累計已達733億美元，全球排名已由2005年第17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13位，一些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逐步提高，也形成了一批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和產業。但是，我國對外投資累計規模僅為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總規模的1%，約為外商對華投資累計規模的1/10。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我國對外投資仍將持續較快增長，這是我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到了一個新階段后必然出現的趨勢。目前，我國人均GDP已超過2000美元，這是一個標志性指標。日本1971年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時，經濟發展和對外經貿關系隨之出現許多新特點，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對外投資迅速增長。另外，國家政府各部門都在加大對企業境外投資的扶持力度，從外交、外匯、稅收、海關、信貸、保險以及多雙邊合作等多個方面給予支持。可見，我國企業“走出去”才是剛剛開始。

今后幾年，如果國內市場競爭壓力進一步增加、人民幣繼續升值、國際貿易摩擦持續加劇，企業對外投資的積極性將明顯提高，再加上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投資保障。因此，我國對外投資的速度將大大提高，規模將高于發展中大國的平均水平。有關專家預測：“十一五”時期，我國年均對外投資額可能達到150億美元以上，到2010年，對外投資額可能達到200億美元以上，五年合計對外投資額可能達到800億美元以上。如果國內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生產能力過剩問題進一步加劇，人民幣繼續升值，對外投資規模可能更大。到201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重要的對外投資母國，對外投資額在發展中國家排名進入前三位。

我國已經開始朝對外投資的大國方向邁進，對外投資加速增長。這意味著我國將從以吸引外資為主的階段轉向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的階段，我國企業將更多地“走出去”，利用國外的各種資源提高自己的競爭力，這對于促進產業升級與經濟平衡快速增長都有重要意義。

四、投資階段問題

任何戰略、政策或事情都有一個階段性，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時代內涵。例如，我國利用外資的政策已經從千方百計吸引外資的階段發展到了選資的階段。同樣，我國企業“走出去”也應該是一個廣義、動態的概念，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應該具有不同的含義。不管是從經典的投資理論來看，還是從現實的世界情況來看，一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情況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企業經營能力緊密相關。

根據中國目前的現狀以及未來發展趨勢判斷，可以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形式所迫，被迫走出去。由于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或者國外經濟的制約，為了保持本國經濟發展或緩和國家間的經濟矛盾，國家政府積極鼓勵本國企業走出去。目前，我國絕大部分對外投資都處于這個階段，我國對外投資就是去尋找資源、尋找市場、尋找技術以及跨越貿易壁壘。

第二階段：開拓國際市場，積累經驗。在被動走出國門之后，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被動走出國門的壓力基本被緩和，企業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在此基礎上，這些企業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繼續開拓國際市場，提高在國際上經營的能力。另外，國內的一些企業特別是具有競爭力的大企業也逐漸走出國門，爭取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當然，這個階段還是處于艱苦的開拓階段。目前，我國少數企業已經處于這種階段。例如，海爾集團在美國南卡州建廠，中興通訊和華為集團在國外拓展業務等。

第三階段：主動走出國門，全球配置資源。在經歷第二階段以后，很多企業已具備很強的國際經營能力和豐富的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配置全球資源的能力。從經營業績來看，已經開始贏利。此時，經過多年打拼的企業就開始積極主動地走出國門。在這個階段，由于企業已經具備國際經營的能力和實力，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形式就不僅僅是單一的綠地投資，可以通過外包、加工貿易等形式把非核心業務或者把所有的生產環節在世界各地進行最優化組合。目前，我國處于這個階段的企業幾乎沒有。

在這三個階段里，第一階段是由于國家特殊的內部和外部壓力導致的，所以，這個階段不是每個對外投資企業必經的階段。但是，第二、第三階段是任何一個企業的跨國經營行為都必須經過的兩個階段，而跨國經營行為卻是企業內在利益驅動的外在表現，是其在成長過程中對自身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的自然結果。在這三個階段的發展過程中，企業可能會經歷虧損微利可觀利潤、無品牌自主品牌的過程。

目前，我國對外投資的企業一般都是國內大型企業，這就決定了大型企業較多的經濟發達地區對外投資的數量比較大。2005年，在我國前500家大型企業集團中，有387家集中在東部地區，占企業總數的77.4%，中部地區59家，占企業總數的11.8%，西部地區54家，占企業總數的10.8%。可見，在短期內東部沿海省市對外投資將繼續保持領先地位。但是，隨著我國開放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對民營經濟鼓勵政策的出臺，我國將有更多的企業走出國門，開始開拓國際市場。

但是，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對外投資企業面臨全球商業革命的巨大挑戰。20世紀末發生了全球商業革命。此次商業革命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在跨國公司重組并購浪潮中所形成的高度產業集中，二是由核心公司，或者說是“系統集成者”對其所在價值鏈進行的“系統集成”的管理手段，三是在系統集成過程中所產生的對價值鏈各個層面的巨大集約壓力，即所謂的“瀑布效應”。在各個產業部門，擁有強大技術和市場營銷能力的系統集成者們在其眾多的供應商中積極物色佼佼者，通過“產業計劃”的形式選擇可以和他們在全球范圍內協作的聯盟供應商，因此出現了“瀑布效應”，即給全球系統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務的一級供應商受到來自系統集成者的壓力，進行購并，發展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領先地位。這些一級供應商同時通過同樣的產業計劃方式將這種變革的壓力傳遞給他們自己的供應商網絡。瀑布效應的結果是在全球范圍內，在各個層次和領域給系統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諸多產業都出現了高速的集中過程。結果就是全球價值鏈中高附加值的部分也正被源于發達國家的公司所占領。這意味著我國對外投資企業所面臨的挑戰比表面看來的更艱難，他們不僅面臨著要趕超系統集成者的巨大困難，而且要趕超供應鏈中每個層面的強大供應商。

總之，對外投資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探索過程，是一個道路崎嶇的開拓過程。在知識時代，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特別重視技術研發和自主品牌問題。企業對外投資成功與否，既與企業自身的選擇和決策有關，又與政府的政策和扶持有關。這就需要雙方緊密合作，共同進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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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服務業；FDI；實證分析；Granger因果關系

20世紀中葉以來，全球產業發展出現嶄新的跡象。以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為內容的服務經濟的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服務全球化水平迅速提高，服務貿易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重達到1／5左右，服務業跨國投資占全球投資的比重已達到65％左右。在發達國家，服務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服務業的規模和地位也在迅速上升。世界經濟已經進入名副其實的服務業經濟時代，服務全球化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形式。服務業FDI作為服務全球化的一種重要形式成為服務能夠跨境流動的主要途徑，FDI中服務業所占比重逐步提高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我國加入VeTO后，服務業正在按照入世承諾逐步擴大開放，正在成為中國繼續較大規模吸引外資的新熱點。與此同時，山東省作為我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一直是外商投資關注的焦點地區。近十年來，隨著山東省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增速一直保持在12％左右，2007年更是高達14.7％)，外商直接投資也大量流入，2007年投資總金額達192702萬美元，較2006年增幅37.1％。服務業FDI的流入與山東省近十年來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關系?如果存在，對于山東省服務業FDI的流入和服務業發展之間做出深人分析，對于制定服務業開放政策，特別是引進服務業FDI的政策調整，促進山東省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及評述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外資(FDI)的大量涌入，理論界關于FDI的研究日益增多，現多集中在FDI對于東道國總體經濟效應以及對于某一產業發展的影響。目前；理論界對于FDI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爭論，相當一部分觀點認為外資的注入會對某一產業的發展以及總體經濟的發展產生積極效應；也有一部分觀點認為外資的大量注入會產生消極效應。

(一)積極效應

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錢納里(H.B.Chenery)提出了具有深遠影響的“雙缺口”理論。該理論認為，對于那些勞動力富裕，但是由于資本嚴重不足而存在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可以在不增加國內儲蓄時借助于外資來增加投資，以此來擺脫這種雙缺口的困境，從而促進該地區經濟的增長；Keller(1996)研究指出，一國技術變化往往是國外技術轉移擴散的結果，FDI通過解決東道國的資本短缺問題，以及為東道國帶來先進管理經驗、國際分銷渠道等實現國際技術擴散；Borenstein(1998)等人利用1970—1989年69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料進行實證研究，證明了FDI的流入會直接導致技術溢出效應。

程大中(2003)認為在服務領域引進外資不僅有助于促進中國服務業資本深化的工業化進程，而且還有助于中國服務業競爭力的提高，以應付服務業對外開放的挑戰；郭文杰(2007)使用VAR等計量方法實證驗證了FDI作為經濟發展的補充資金促進了我國服務業的高速增長，同時為我國提供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極大推動了我國服務業的快速增長。朱春臨(2007)認為流向發展中國家的FDI除了作為生產要素促進經濟增長以外，還可能通過溢出效應促進東道國的技術進步；王小平(2005)實證分析了我國服務業利用外資的總量變動和結構變動，通過對服務業FDI占FDI總量的比重變動和貢獻分析得出服務業利用外資促進了服務業增長；戴楓(2005)對FDI與中國服務業發展的協整關系和因果關系進行了檢驗，認為，外資是推動服務業發展的動力之一，但是服務業的發展并不一定帶來服務業外資的增加。

(二)消極效應

楊亞平(2007)通過對廣東工業行業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出外商投資企業通過水平溢出即對行業內的內資企業產生了“擠占效應”，這使內資企業生產率受損；游士兵(2006)應用灰色系統中的GM(1，N)模型定量分析了影響我國服務業發展的因素，中國現階段服務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和服務業投入要素的追加，外商直接投資(FDI)對中國服務業的發展貢獻很少；葉軍(2007)認為大量引進外資在促進東道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一些外國投資者通過正當或者不正當的手段打擊合作伙伴、擠壓民族工業、荒廢中國傳統品牌、尋求和濫用壟斷優勢、損害消費者利益。論文

二、實證分析

(一)變量和數據選取

要計量分析服務業發展與FDI之間的關系，首先確定二者的指標序列數據。基于數據的可查，以山東省1993～2007年的服務業增加值(Y)作為衡量服務業發展的指標序列數據。按FDI進入的產業的差異，FDI主要分為制造業FDI和服務業FDI，這主要是基于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產出、服務和產品之間的差異所做的劃分。為了研究的準確性，選取FDI中進入服務業的部分，以下稱之為服務業FDI(x)。本文選取服務業合同利用外資金額作為山東省服務業FDI的指標序列數據，通過查閱歷年《山東統計年鑒》，山東省服務業合同利用外資數據只有2001～2007年；為避免數據偏少影響結論的正確性，1993～2000年數據參考王傳榮(2007)一文(見表1)。另外為了使研究結論減少誤差和更具科學性，考慮每期的人民幣與美元匯率的變化。為了增強數據的平穩性，在檢驗過程中對兩個指標序列取對數值(LNY、LNX)，不會改變原序列的性質和相互關系。

(二)數據平穩性的ADF檢驗

為了避免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傳統的最小二乘法回歸分析產生“偽回歸”問題，在做回歸分析之前，先對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選取ADF檢驗方法對兩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通過做LNY和LNX以及各自一階差分的折線圖分析來看(圖1和圖2)，時間序列LNX和其一階差分序列不具有明顯的上升或下降趨勢，其均值非零，進行單位根檢驗過程中，兩者選擇只包含常數項。時間序列LNY具有明顯的上升趨勢，而其一階差分序列有下降趨勢，兩者在單位根檢驗過程中都選擇包含常數項和趨勢項。滯后期的選擇采用赤池信息量準則(AIC)。檢驗結果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出，LNY和LNX兩個時間序列的原始序列在10％顯著水平下都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兩者都是非平穩時間序列。LNX和LNY的一階差分序列分別通過1％和10％顯著水平下的檢驗，其一階差分序列都是平穩序列，可以斷定兩者都是一階單整序列。這樣兩個時間序列就具備了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為此，進一步采用EG兩步法檢驗兩者是否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分析

根據協整理論，如果兩個序列滿足單整階數相同且兩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則這兩個非平穩時間序列之間就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對于經過平穩性檢驗后證明存在同階單整的序列來說，要進行協整性檢驗，分析他們之間的協整關系。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Lt3j在1987年提出的EG兩步法進行檢驗，具體步驟如下：

1對LNY和LNX進行單位根檢驗，以說明兩者之間是否同階單整。通過上文中對兩者的ADF檢驗，可以證明兩者都是一階單整序列。

2對LNX和LNY進行普通最小二乘回歸，對回歸結果中的殘差序列e(e=resid)再進行單位根檢驗。如果殘差序列是平穩序列，則表明LNY和LNX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在此，以LNY作為因變量、IArX為自變量做回歸分析，并得到殘差序列resid，令e=resid。對殘差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根據／tiC準則，滯后期為4。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殘差序列e的ADF值-5.58小于1％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5.27，因此可以認為殘差序列e是平穩序列，表明LNY和LNX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四)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的意義在于它揭示變量之間是否存在一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滿足協整關系的經濟變量之間不能相互分離太遠，一次沖擊只能使他們短時間內偏離均衡位置，而在長期中他們將會自動恢復到均衡位置。通過協整分析我們發現服務業FDI與服務業發展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但是這種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要進一步驗證。為了進一步說明山東地區服務業發展與服務業FDI之間的關系，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進行分析。

由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結果對滯后期長度的變化極為敏感，不同滯后期的選擇可能會得到完全不一致的結果。因此在滯后期的選擇上應該采取選擇多個不同的滯后期驗證其結果。若檢驗的結果一致，則得出的結論較為可信。此處，選擇了四個滯后期，運用Eviews3.0軟件運行，結果如表4所示。

結果顯示：在滯后2、3、4期的情況下，服務業增加值不是該服務業FDI的Granger原因，即山東省服務業發展沒有吸引FDI流入服務行業；FDI也不是服務業增加值的Granger原因，即服務業FDI的流入并沒有促進山東省服務業的發展。僅在滯后1期的情況下，服務業FDI的流入促進了山東服務業的發展，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山東省服務業的發展促進了FDI流入服務行業。因此，無論在哪一期，山東省服務產業的發展都沒有吸引FDI流入服務業。

(五)結論

協整方程顯示，山東省服務業增加值與服務業FDI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通過對兩者因果關系的檢驗結果表明，當確定1％顯著水平，滯后期取1時，服務業FDI是服務業增加值的Granger原因，但是無論滯后期取多少，服務業增加值始終不是服務業FDI的Granger原因。這說明外資是推動服務業發展的動力之一，但是服務業的發展并不一定帶來FDI流入服務行業。

FDI作為資本存量的一部分，可以發揮作為生產要素的作用，但FDI不同于國內投資，FDI會帶來相對先進的技術，在生產、管理和銷售過程中會發生外部溢出。因此，服務業FDI的流人帶來了先進技術和現代化管理知識以及產生的溢出效應促進了山東省服務業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進而導致服務業的快速發展。

雖然山東省服務業增長速度較快，但與發達國家、地區相比較，山東服務業的總體發展水平較低，無論是在服務業人均產值、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還是服務業發展的層次來看，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山東省服務業發展水平不可能是服務業FDI流入的原因，而追求優惠的外資政策以及利用廉價的勞動力有可能是服務業FDI進入的主要原因。

三、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實證分析，服務業FDI作為服務產業發展的資金補充，不但發揮了作為生產要素的作用，還通過技術溢出效應推動服務業的發展。目前雖然山東服務業發展的整體速度驚人，但是服務業總體發展水平不高，因此服務業發展并不是FDI大量流入的原因。結合研究結論以及山東服務業發展現狀，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擴大服務業開放，提升產業效率

通過實證分析可以看出，服務業FDI流入帶來的先進技術和現代化管理知識以及產生的溢出效應促進了山東服務業的發展。FDI的流人是有益于山東服務業的發展，因此。在法律政策允許的條件下繼續擴大服務業開放，放寬市場準入，培養多元化競爭主體，以提高行業效率。尤其是對于一些壟斷比較嚴重的行業，如電信業、鐵路運輸等行業，加快市場化進程，積極引導外資流入。

(二)優化投資環境，引導FDI的合理流入

服務業FDI的流入對于促進山東省服務業的發展具有非常明顯的效果，而FDI的流入對于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具有較高的要求。為促進山東省服務業快速發展，在FDI利用方面需要優化投資環境，通過制定一些具體的外商投資鼓勵措施，在某些方面給予一系列的優惠待遇，并制定詳細具體的政策措施以保證其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