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思想論文精品(七篇)

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馬克思思想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美國耶魯大學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大綱》向我們證明了馬克思解釋當代世界的持久能力。

――加拿大約克大學馬塞羅•墨斯托

馬克思的《大綱》即馬克思寫作于19世紀50年代、由一系列未發表的手稿構成的著述文獻。1939-1941年，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經過編輯整理后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為名出版。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馬克思的《大綱》（Grundrisse，亦稱“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從馬克思寫作《大綱》的時間，到《大綱》最后以全文的形式公開出版，中間間隔差不多快100年的時間了，而且，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大綱》才真正開始在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以及日文等語境中成為學術探討的熱點。可以說，馬克思的《大綱》真正經歷了一場“百年孤獨”，但20世紀60至80年代，以及其后再次掀起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關于《大綱》的國際學界探討熱潮，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場非常有傾向性的理論努力，那就是通過對《大綱》的文本解讀，并立足于當代思考，力圖呈現出“《大綱》中的馬克思”形象，其基本旨趣或許就在于意大利馬克思思想研究者內格里所說的，在文本解讀中回到馬克思，同時又在當代思考中重新激活馬克思的理論努力。

對于任何一個嚴肅的學者和研究者來說，我們都有必要了解與“馬克思的《大綱》”有關的故事，以及關于“《大綱》中的馬克思”的故事。今天，我們有了詳細了解這一故事的“路線圖”了，這就是近期（2011年4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其“研究”系列中推出的一本新譯著：《馬克思的〈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50年》（以下簡稱《馬克思的〈大綱〉》）。

《馬克思的〈大綱〉》一書的編者是意大利裔加拿大學者馬塞羅•墨斯托，其主要論文貢獻者則囊括了當今活躍于國際馬克思思想研究界的諸位名家。正如英國文化者斯圖亞特•霍爾所指出的，馬賽羅主編的這本書有利于我們重新認識馬克思《大綱》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力；而美國后現代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也認為該書勾畫出了一幅理論的世界地圖；同樣來自英語世界的馬克思思想研究者戴維•麥克萊倫評價說該書很好地體現了近20年來國際學界關于馬克思《大綱》的熱烈討論的最新成果。伴隨著這場討論熱潮的是《大綱》的傳播與接受的“全球化”進程。甚至有學者認為它是“馬克思的著作在近20年中出版數量最大的作品”，是馬克思最有吸引力的著作之一。《大綱》全文本已被翻譯成了22種語言，32個版本。不包括節選版本，它已經被刊印了50多萬冊。

從整體內容框架來看，《馬克思的〈大綱〉》將所收入的論文分為三個部分，即學界對馬克思《大綱》的考證性研究（參見該書第一部分）；《大綱》寫作時馬克思的生活與時代背景（參見該書第二部分）；150年后《大綱》在全球的傳播與接受。其中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則包括：其一，基本概念：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商品、生產、異化和勞動（以及勞動價值論）概念等；其二，基本問題：歷史唯物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發展問題（特別是前資本主義社會諸形態的劃分和關系問題、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問題，以及資本主義本身的結構性演變問題等）、生態和人的解放問題，以及《大綱》所展現出來的馬克思的研究方法等問題；其三，馬克思思想的文本和文獻學基礎研究：《大綱》被發現的過程、其內部的編排體例和結構關系（如“資本章”和“貨幣章”的關系等）、《大綱》與《資本論》的關系問題、《大綱》寫作時期馬克思的傳記研究（包括生平介紹、時代背景以及同時期“關于危機的筆記”和給《紐約論壇報》的文稿等）、《大綱》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傳播與接受史研究。

從其主要學術觀點貢獻來看，正如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作為馬克思“成熟時期”的一部作品，特別“是為《資本論》所做的理論努力的一部分”，《大綱》在馬克思的著述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和意義，所以完全有理由將《大綱》視為處于“最豐碩期的馬克思的思想”。作為編者的馬塞羅在該書中也是論文的作者之一，力圖梳理馬克思一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歷程，指出《大綱》“盡管沒有完成，但它仍然標志著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一個決定性的階段”，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許多方面都不同于20世紀主流解釋者所呈現的那個馬克思”。英國學者卡弗則指出，《大綱》更像《經濟學哲學手稿》而不是《資本論》第一卷，因為在手稿中，馬克思的工作方式是隨意可親的，而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其工作方式則更講究技巧。但是，將這種風格、語氣和表述上的差別，與任何更為復雜和基礎性的變化相聯系，則是過分奢望和不必要的。伍德認為，只是在《大綱》中，歷史才通過歷史唯物主義的方式開始真正被人們所認識。福斯特則說，《大綱》成為將馬克思的總體分析統一起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不僅從寫作年代上處于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資本論》之間，而且還構成了兩者之間在概念上的橋梁。特別是馬克思的生態唯物主義的特點，這在他對馬爾薩斯的批判中是非常明顯的，這種批判在《大綱》中表現得最為鋒利、最為透徹。

基于上述學術貢獻，馬塞羅主編的《馬克思的〈大綱〉》出版后得到了英語學界的好評。美國社會學會雜志主辦的《當代社會學評論》認為，馬塞羅在該書中致力于讓來自全球的20位馬克思思想研究專家給我們講述了關于《大綱》的諸多故事，向我們展示了許多過去不知的學術背景和研究線索。從而讓我們開始逐漸了解了《大綱》的出版與傳播對國際馬克思學發展的重要性。可以說，“所有嚴肅的馬克思學者都可以在這里找到自己感興趣的東西”，這不僅是對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的關于馬克思《大綱》討論熱潮的繼續，也因其所邀請作者的學術涵養和儲備而為這場討論注入了具有時代性的新鮮話語。《科學與社會》雜志上刊登的約翰•霍夫曼的評論則指出，當今經濟危機的時代背景，使得馬克思的《大綱》及其研究成果成為當下非常應時的理論貢獻。而其中的主要根源正如該書序言的提供者霍布斯鮑姆所言，實乃因為馬克思在《大綱》中為我們提供了關于資本主義體系的至今仍然具有無法超越的說服力的分析和論述。

篇(2)

研究目的及意義：施蒂納是青年黑格爾派的重要人物和邏輯終結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費爾巴哈甚至是啟蒙思想以來的古典人本主義邏輯，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現代性的語境中第一個自覺地消解形而上學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響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在傳統的思想史教學中，施蒂納被貶為一個小丑式的淺薄理論家，雖然國內目前有個別學者深刻地認識到了施蒂納的重要意義并作了簡要的分析，但這種不受理論界重視的情況仍未完全改變。我的研究試圖對施蒂納的代表作的理論特色及其思想對費爾巴哈、馬克思等當時各種哲學的巨大影響進行闡述分析以及對其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當代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進行淺要發掘。

研究計劃：立足現有資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納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內容與理論邏輯，同時參照早年和現有學者對施蒂納的研究成果（如張一兵《回到馬克思》中對施蒂納的研究），然后進一步尋找分析施蒂納反對形而上類本質思想的當世影響，以及他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及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

章節目錄

一．施蒂納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紹

（1）施蒂納其人及其所處的歷史環境。

（2）施蒂納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施蒂納的理論觀點及對其分析。

二．論施蒂納的當世影響與沖擊

（1）施蒂納思想對當時各種哲學（重點是費爾巴哈哲學）的批判。

（2）施蒂納對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響。

三．施蒂納思想的后世意義：分析施蒂納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后現代思想的相似性。

1．施蒂納與克爾凱郭爾

2．施蒂納與尼采

3．施蒂納與阿多諾

4．施蒂納與后現代思想

四．結論

主要參考文獻：

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務館89年版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孫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張鳳陽《現代性的譜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凱爾納《后現代轉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張一兵《無調式的辯證想象》，三聯書店2001年版。

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館1982年版

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商務館1992年版

尼采《權力意志》商務館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黃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學史》商務館2000年版

趙敦華《西方現代哲學新編》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劉放桐《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篇(3)

關鍵詞：馬克思；個性理論；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1-000-03

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Marx Hagel's "absolute spirit"， Strauss's "entity"， Powell's "self consciousness"， Feuerbach's humanism theory， form rich connotation and profound theory of personalit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private colleges is the main chann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ivate colleges， related to private college students the growth of talent. Marx personality theory should actively us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private colleges，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reform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Marx； personality theory；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S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民辦高校發展迅速。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關系到民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也關系到民辦高校大學生思想政治素質的提高。通過追溯馬克思個性理論的淵源，探究其個性理論豐富而深刻的內涵，發掘馬克思個性理論對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指導意義，從而推動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促進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發展。

一、馬克思個性理論的淵源及內涵

（一）馬克思個性理論的淵源

1.被黑格爾“絕對精神”吸引

馬克思原先的哲學世界觀基礎是康德費希特哲學。他寫了新的形而上學原則體系，但是卻失敗了。之后，馬克思開始尋找解決的辦法，這時接觸到了黑格爾哲學。黑格爾認為“絕對精神”是世界的本原。特別是他的《哲學史講演錄》對馬克思的啟發很大。黑格爾認為：“伊壁鳩魯把感性存在、即感覺當作真理的基礎和標準，不懂得概念的體系，只知道認識過程是由感覺、表象和意見三階段構成的。”[1]“倫理學是伊壁鳩魯最好的部分”[2]。從而使馬克思在《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選擇伊壁鳩魯哲學進行研究。并且，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開始對個性進行了研究和描述。

2.對施特勞斯和鮑威爾哲學的研究

施特勞斯在《耶穌傳》中認為精神“實體”在世界歷史中起決定作用。馬克思評論：“貫穿在施特勞斯關于‘公社力量’和關于‘傳說’的理論中的觀點在斯賓諾莎關于實體的觀念中有其抽象的表現，有其邏輯形而上學的象形文字。”[3]而鮑威爾認為“實體為自我犧牲了自己，并為自我所吸收”[4]，是依附于自我意識的。他認為“人不是自然界的產物，而是他自己的自由的產物。”[5]“沒有自愛就不能愛人類，沒有自尊就不能尊重人類，沒有實現個人自由的熱情就不可能實現人類的自由。”[6]鮑威爾認識并重視個體的主體性。馬克思肯定個體的主體地位，但是他并沒有像鮑威爾那樣抽象地理解個體的個別性，認為“抽象的個別性是脫離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發亮。”[7]可見，馬克思把個體的個性定位于現實的感性的個性，有別于鮑威爾抽象的個性，這也為馬克思之后對于個性的現實性、實踐性特征研究奠定基礎。

3.對費爾巴哈人本學理論的發展

費爾巴哈認為：“藝術上最高的東西是人的形象――（不僅是狹義的形象，而且是詩的意義下的形象）――哲學上最高的東西是人的本質。”[8]他重視對人的本質的研究。費爾巴哈用“類”來代表人的本質，認為人的本質“就是理性、意志、心。”[9]他指出“人的本質只是包含在團體之中，包含在人與人的統一之中。”[10]但是，在費爾巴哈的假設條件下，找不到真正社會歷史中的人，看不到人的主體地位，也找不到人的個性，因此他以另一種形式把人抽象化了。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11]他發展了費爾巴哈的人本學理論，肯定了費爾巴哈的人本學原則，同時摒棄了費爾巴哈對“類”的抽象理解，強調了人的個性的社會性，認為“只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對他說來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對他說來才成為人。因此，社會是人同自然界本質的統一。”[12]

（二）馬克思個性理論的內涵

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3]因此，人的個性不是抽象的而是現實社會生活中的真實個體所具有的個性。馬克思在三大社會形態理論中研究了人的個性的歷史發展過程。在過去封閉的、交往受阻礙的環境中，人的個性想要得到自由全面地發展會受到極大的阻力，而在現代開放的、互動的環境中，人的個性獲得自由全面地發展具備了極大的可能。因此，社會中每個個體的個性是否能夠得到自由全面地發展，取決于個體的個性之間是否可以進行互動、交流。他認為“國家的職能和活動是和個人有聯系的……但不是和肉體的個人發生聯系，而是和國家的個人發生聯系……‘特殊的人格’的本質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體的本性，而是人的社會特質的存在和活動的方式。”[14]只有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15]可見，馬克思強調通過社會交往互動實現人的個性的自由全面發展，充分肯定人的個性的現實性。

其次，馬克思曾批判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16]“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的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自身、他的內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17]人的個性在這樣的環境下受到了壓抑，而不是得到自由全面地發展。馬克思認為“任何一個存在物只有當它用自己的雙腳站立的時候，才認為自己是獨立的，而且只有當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時候，它才是用自己的雙腳站立的。靠別人恩典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個從屬的存在物。”[18]因此，馬克思認為人要實現自由全面地發展，就要確立人的個性的主體地位，人的個性活動要得到肯定和尊重。

再有，在批判資產階級個性學說基礎上，從勞動實踐角度探討人的個性，強調勞動實踐對人的個性發展的重要性。他認為“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的人都沒有獨立性和個性。”[19]勞動是資產階級覺得非常厭惡的一件事情。但是，馬克思認為“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時候，這一步是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20]“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人和自然界的實在性，即人對人說來作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對人說來作為人的存在，已經變成實踐的、可以通過感覺直觀的，所以，關于某種異己的存在物、關于凌駕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問題，即包含著對自然界和人的非實在性的承認的問題，在實踐上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21]人的勞動實踐使人區別于動物，也奠定了人的個性的主體地位。

二、馬克思個性理論視野下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探析

在對馬克思個性理論淵源的探尋、理論內涵分析的基礎上，探討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從而尋求提高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效性的有效途徑。

（一）個性化教學

馬克思認為人的個性不是抽象的而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個體所具有的個性，并且要尊重和彰顯人的個性的主體性。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過程中，應關注現實，根據民辦高校的自身特點進行個性化教學，從而確立民辦高校大學生的教學主體地位。筆者曾對無錫一所民辦高校的500名不同專業、不同年級的大學生進行了主題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狀況”的問卷調查。通過問卷調查、數據統計、進行分析，發現了民辦高校大學生所具有的特點。“通過調查發現，在教學活動形式方面，51.28%的學生選擇‘以行政班為單位進行學習實踐’。”[22]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過程中，即使是合班授課，也應關注到教學主體――學生對于教學活動形式的期望，實現個性化教學。比如，在進行某些教學活動過程中，可以把合班上課的學生分成若干個小組，使學生在小組分工合作過程中可以積極實踐自己所學的理論，不至于淹沒于滿堂灌的傳統的教學活動中。學生通過完成自己在小組中的工作，與小組其他同學通力合作，最終完成教學活動任務，從而充分體現學生個性發展的主體地位。筆者在教學過程中，積極實踐小組活動，學生反映收獲很多，也提高了教學實效性。其次，對于教學內容不能本本主義，也應充分聯系現實社會環境。馬克思認為“只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對他說來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對他說來才成為人。因此，社會是人同自然界本質的統一。”[23]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在備課過程中，要積極聯系現實社會環境，關注社會時事熱點。在授課過程中，通過社會熱點事件討論等等方式，使學生運用思想政治理論來分析現實社會中的事件，體現學生的教學主體地位，增強教學效果。另外，在問卷調查中“問到‘您覺得思政課應該從哪些方面來提高您的能力？’時，很多學生回答：進行實踐活動、情境模擬教學、案例分析、專題討論、社會調查等等。”[24]因此，要創新教學方法，來提高學生各方面的能力，打破傳統的滿堂灌、教師把信息單一傳授給學生的教學方法。在教學方法方面可以積極探索案例教學法、探究式教學法、情境教學法、啟發式教學法、互動式教學法等等，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與學生積極地交流互動，認識到學生是學習的主體。通過創設一些真實的情境，比如模擬招聘會、辯論賽、知識競賽等等，提高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團結協作能力、溝通能力、人際交往能力、創新能力等等，使學生學會做人、學會處事，也使學生的思想政治理論素養和能力提高可以得到雙豐收。通過在教學活動形式、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方面實現個性化教學，體現馬克思所強調的人的個性的現實性和主體性，從而提高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實效性。

（二）實踐教學

馬克思認為“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臘建筑蜂房之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25]因此，人的勞動實踐是有計劃的、能動的勞動實踐，是不同于動物的。人通過勞動實踐實現個性自由全面地發展。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應充分認識到勞動實踐對于學生個性自由全面發展以及提高學生各方面能力和思想政治素質的積極作用，開展各種形式的實踐教學活動。比如校內的實踐活動，可以聯系教學內容，組織知識競賽、辯論賽、表演道德小品、歷史人物評價演講、模擬招聘會等等。校外的實踐活動，可以組織學生進行社會調查、參觀革命教育基地等等。通過組織校內校外形式多樣的實踐活動，提高學生的各方面能力，使學生的個性得到充分地發展。在進行實踐活動時，民辦高校的輔導員、學工處、團委、宣傳處應積極配合并提供協助，來共同完成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踐教學任務，從而構建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穩定的立體教學結構體系。另外，現在一些民辦高校在人才培養模式方面積極探索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也應在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理念下，不斷思考，積極探索。比如進行實踐教學，有利于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與現實實踐相聯系，也有利于民辦高校大學生多方面能力的提高，確立民辦高校大學生個性發展的主體地位，從而支持一些民辦高校向應用型高校不斷邁進。

（三）信息化教學

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6]并且，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過程中“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27]因此，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應關注現實環境、關注人與人交往過程的新特點。比如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大學生已置身于信息化環境之中。信息化平臺具有即時性、互動性、開放性等特點，深受年輕人的喜愛。因此，現在90后大學生，在與他人交往過程中，廣泛使用信息化軟件。比如使用QQ、微信等新媒體與他人進行交流、互動。同時，大學生也利用信息化平臺獲取各方面資源，進行學習。因此，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過程中要積極使用信息化平臺中的資源，把信息化平臺中的時事新聞、熱點事件進行篩選，供學生進行閱讀、學習和討論，使理論與現實實踐充分結合。其次，面對海量的信息，如何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是現代信息化社會的一個重要議題。如果民辦高校大學生對于信息化平臺的信息不能夠正確甄別或是任意轉發未經證實的消息的話，就會影響民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不利于大學生確立正確的價值觀。因此，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應積極指導大學生篩選信息化平臺中的有效信息。比如可以通過對信息化平臺的事件進行專題討論方法，幫助大學生有效甄別信息化平臺中的信息。另外，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要積極利用信息技術與學生進行交流。比如建立QQ群、微信群等等，與學生進行一對一、一對多地交流，打破傳統信息交流只能在課堂從教師到學生的單向流動模式。同時，學生也可以在這些平臺中與其他同學進行交流互動，實現學生與學生之間思想政治理論內容的學習交流。再有，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可以利用信息技術教學，比如進行慕課教學、微課教學，從而打破傳統課堂時間與空間地束縛，使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手段和方式得到創新。學生可以通過電腦網絡或手機媒體，瀏覽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并且可以有選擇性地學習，對于未理解的部分，可以在線反復觀看，從而實現大學生自主學習，有利于確立大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體地位，符合馬克思所倡導的確立個性的主體性，也有利于增強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從而占領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平臺新陣地。

三、結語

馬克思個性理論在以人為本基礎上，強調要充分聯系現實社會、在勞動實踐中確立人的個性的主體地位。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在教學過程中，要不斷思考，積極運用馬克思的個性理論，從而增強民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實效性。

參考文獻：

[1]黑格爾.賀麟，等，譯.哲學史講演錄（第二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52-53.

[2]黑格爾.賀麟，等，譯.哲學史講演錄（第二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72.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4.

[4]茲維.羅森.王謹，等，譯.布魯諾?鮑威爾和卡爾?馬克思：鮑威爾對馬克思思想的影響[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86.

[5]茲維.羅森.王謹等譯.布魯諾?鮑威爾和卡爾?馬克思：鮑威爾對馬克思思想的影響[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96.

[6]茲維.羅森.王謹等譯.布魯諾?鮑威爾和卡爾?馬克思：鮑威爾對馬克思思想的影響[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96.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8.

[8]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83.

[9]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27.

[10]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184.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70.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16]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1.

[17]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2.

[18]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1.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6.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1.

[22]駱靜.基于馬克思個性理論的民辦高校大學生學習思政課現狀探析[J].科教文匯（下旬刊），2016（10）：35.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24]駱靜.基于馬克思個性理論的民辦高校大學生學習思政課現狀探析[J].科教文匯（下旬刊），2016（10）：36.

[25]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8.

[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2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作者簡介：駱 靜（1981-），女，江蘇無錫人，講師，碩士，主要從事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張 虹（1989-），女，江蘇常州人，助教，碩士，主要從事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篇(4)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馬克思　日本　研究綜述

作者簡介：韓立新，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新MEGA)研究”(編號：10JZ130003)；教育部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蛆新MECA為基礎的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編號：2010THZ0)。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寫的一部能夠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國又被稱為《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這部手稿在馬克思生前沒有發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補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當時正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該版幾乎沒進人流通領域就銷聲匿跡了。二戰結束以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修訂了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國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這就是后來在世界上廣為流行的《大綱》。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這部《大綱》的國家，同時也是積累最為深厚的國家。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某種意義上，20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學者對《大綱》的研究，不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而且還使“日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范疇登上世界歷史舞臺。

從整體上看，日本學界對《大綱》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稱為《資本論》形成史中的《大綱》研究；第二個時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稱為資本原始積累理論中的《大綱》研究；第三個時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屬于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下面，我們就結合日本對《大綱》的翻譯，對這三個時期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和評述。

一　第一個時期：《資本論》形成史中的《大綱》研究

同對其他經典著作的翻譯一樣，日本也是最早翻譯《大綱》的國家。早在1947年，《大綱》中那著名的一節《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簡稱《各種形式》)就已經被翻譯介紹到日本。不過，當時的日譯本是以《各種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為底本的。隨著1953年《大綱》修訂版的出版，從1956年起，以經濟學家高木幸二郎為首的12名學者就開始著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個分冊的翻譯。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綱》全譯本，而且因翻譯質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譯”之美譽。

不僅是翻譯，而且在對《大綱》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經濟學家就對《大綱》展開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較關注《大綱》中的經濟危機理論，發表了《危機理論體系序說》和《危機、再生產、貨幣制度》等著作，開創了《大綱》經濟危機理論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綱》研究專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馬克思》、《馬克思經濟學的形成》以及《經濟原論Ⅰ》等著作中，在將《大綱》視為“原資本論”的同時，對《大綱》的“自由時間”理論以及“時間的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為日后內田弘等人從這一角度系統地解讀《大綱》奠定了基礎。

在這一時期，最具影響的《大綱》研究當屬一橋大學的文獻學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發表了《(經濟學批判)體系和(資本論)――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為中心》一文。這篇論文幾乎是與歐洲的《大綱》研究專家羅斯多爾斯基(R.Rosdolsky)同時，細致地分析了所謂的“寫作計劃”問題，還對《大綱》進行了系統的解讀，提出了一系列的“《資本論》形成史”問題，譬如在《大綱》和《資本論》之間馬克思在方法論原則上沒有什么實質性變化等觀點。他提出問題的視角，對當時的《大綱》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綱》研究基本上處于這一“《資本論》形成史”的視角之下。

從整體上看，他們此時的《大綱》研究還與歐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譯本《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所撰寫的“序言”和羅斯多爾斯基的《資本論形成史》(1968年)等――有著差不多相同的解讀框架，這就是從“經濟原論”的角度來解讀《大綱》，把《大綱》看做是《資本論》第一稿。當然，這種對《大綱》的解讀并不為錯，事實上這也是研究《大綱》的一個有效的視角。但這樣做的后果，就是往往會從所謂成熟的《資本論》和單純的經濟學原理角度來解讀《大綱》，從而會將《資本論》中所沒有的、只有在《大綱》中才存在的一些極為重要的概念和視角忽略掉。盡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試圖突破這一解釋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與上述《大綱》研究不同，此時的日本開始涌動起一股突破這一框架的潮流，這集中體現在對《大綱》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對《各種形式》的研究上。眾所周知，《各種形式》是《大綱》“資本章”中的一節。在這一節中，相對于晚年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零星敘述而言，此時的馬克思對包括亞細亞在內的共同體能否過渡到市民社會做過相當集中系統的闡述。由于這一內容符合了日本學者當時要在日本建構市民社會的理論使命，再加上該文獻翻譯得較早，結果比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關注。被稱做“大冢史學”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體的基礎理論》中將《各種形式》看做是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提出了本源共同體的三種形式是按照“亞細亞”“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順序，在時間上是繼起的、它分別對應的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結論。從這一結論來看，大家久雄的解讀和霍布斯博姆為英譯本《各種形式》所撰寫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處，與當時的蘇聯教科書體系以及歐洲的《大綱》史學研究也基本上處于同一個水平線上。但是，與此同時，大家還根據他對英國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并輔以馬克斯?韋伯的《經濟史》這條線索，研究了本源共同體內部經濟關系的變化過程，提出了“共同體的解體”和“地域市場圈”等重要理論問題，這里孕育了進入一個新的《大綱》研究階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個時期：“資本原始積累”理論中的《大綱》研究

第二階段是以對《各種形式》的研究為突破點的。這一突破首先歸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會理論的開創者高島善哉的弟子，同時也是另一位市民社會理論的創始人內田義彥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雜志上發表了長篇連載論文《馬克思的經濟學和歷史認識――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為中心》。在這篇論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對《各種形式》或者《大綱》研究的局限性問題。

上文談到，大冢久雄等人將《各種形式》僅僅看做是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之所以這樣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種形式》“單行本”的影響。作為一個事實，《各種形式》雖然是《大綱》中的一節，但它卻先于《大綱》而單獨出版，由于這一緣故，人們在研究它時往往將它同《大綱》的體系割裂開來。此外，當時的“單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國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種形式》前后的有關“資本的原始積累”的敘述，都沒有提及《各種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看不到這一問題，就無法發現《各種形式》與《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有機聯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績，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的意義。所謂“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是指《大綱》第V筆記本的第16頁開頭的一段話，原文是這樣寫的：“資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環結束時才表現出來。”這里的“在循環結束時”中的“循環”指的是資本的“第二循環”。問題是在《各種形式》一節中我們找不到“第二循環”的開端，而只有在《各種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筆記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資本Ⅰ(44，45)剩余資本Ⅱ(45)領有權的轉變(45)”一節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種形式》被夾在關于“資本的原始積累”敘述的中間，因此《各種形式》就不能單純地被理解為馬克思一般的“共同體理論”，而應該被理解為關于“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這是對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種形式》觀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這樣評價說，這一發現“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變成了遙遠的‘前史’，而所謂《各種形式》的‘正史’從此拉開了序幕”。其實，不只是《各種形式》，整個《大綱》的研究也由此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

這一新階段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為主線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綱》的“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與《資本論》的差異。他指出，與《資本論》第1卷在“資本的生產過程”中對“資本的原始積累”進行說明不同，《大綱》主要是在“資本的流通過程”中，或者說通過將“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結合起來解釋資本的積累過程的。平田清明將這一方法論稱為資本的“循環=積累理論”。這一理論的優越性在于，它不僅可以在經濟學上更科學地解釋“資本的原始積累”，而且更重要的，它還能解釋資本主義誕生即從一般商品經濟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從而解釋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認識。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綱》就不僅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而且還是“歷史認識”，《經濟學和歷史認識》就是他的主著的書名。其實，早在1969年他還發表過另一部著作《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在這部著作中他討論了“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并以“重建個體所有制”為軸心重構了馬克思的未來社會理論。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和歷史認識》可以看做是對《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補充論證。

望月清司是與平田清明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對《大綱》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如果說平田清明用以解釋《大綱》的核心概念是“循環=積累”或者“個體所有制”的話，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綱》的視角則是“勞動和所有的分離”或者說“城市與農村的分離”。“勞動和所有的分離”是資本進行原始積累的前提，而“城市與農村的分離”則屬于最為典型的“勞動和所有的分離”形式。因為，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來，就意味著與土地所有發生分離。望月清司正是以這一“分離”為標準，討論了“本源共同體”的三種形式：亞細亞、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這三種形式當中，只有日耳曼共同體才能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從而誕生近代市民社會這一結論。從這一結論來看，他的“勞動和所有的分離”理論與平田清明的“循環=積累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過這一“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中構建出了一整套“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人類社會發展必須經歷本源共同體市民社會未來共同體這樣三個階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內因”能完成這一歷史進程。這是他通過研究《大綱》而得出的根本結論。

其次，望月清司是從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史中去研究《大綱》的。他研究《大綱》并沒有拘泥于《大綱》，他把《大綱》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思想發展的延長線上。具體說來，他把《大綱》中的“歷史理論”看做是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異化”理論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分工展開史論”的直接結果。內田義彥在對望月清司的博士論文即這部《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的《審查報告》中這樣寫道：“這一點是該書對學術界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因為在過去，學術界雖然以《大綱》為中心進行了新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成果并沒有被應用到對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理解中去，從而也就沒能應用到包括《大綱》在內的馬克思全部歷史理論內在形成過程的理解中去。光這一工作，本書在學術界的地位就是無法抹殺的。”這一點的確是望月清司的獨特貢獻，與平田清明只關注《大綱》以及后期的《資本論》是不同的。

從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來看，他們并沒有遵循他們的前輩的解釋框架，而是從“教義體系”已經遺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換”等概念出發的。而這些概念又可以歸納為一個范疇，即“市民社會”(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為從內涵上說，所謂市民社會無非是以私人所有為前提的分工和交換的體系，從歷史角度來看，它是馬克思曾經構想過的、一個暫時的但又是必然的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無論是平田清明還是望月清司都對市民社會有這一認識，他們還在此基礎上區分了“資產階級社會”(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會”，并以“市民社會”為坐標解讀了《大綱》甚至馬克思的主要理論。正是因為如此，他們在日本被稱為“市民社會派”。

在《大綱》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當時的“市民社會派”還取得了兩項重要成果：一項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銳夫編《解說(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綱》的寫作順序(《導言》《貨幣章》《資本章》)對《大綱》做了系統解讀以外，還以專題的方式對“貨幣向資本的轉化”(內田弘)、“領有規律的轉變”(山田銳夫)、“《各種形式》研究”(山田銳夫)、“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山田銳夫)、“‘帶來果實的資本’邏

輯”(吉家清次)、“《大綱》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綱》中的異化理論”(沖浦和光)、“《大綱》的編輯問題”(內田弘)等進行了研究。另一項是當時的《現代的理論》雜志組織的有關《大綱》的系列討論。沖浦和光、細見英、望月清司、山田銳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參與了其中，其論題涉及“資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機器生產中的勞動過程”、“自由時間”等問題。從整體上看，“市民社會派”的思想非常活躍，他們還將《大綱》的輻射范圍擴展到當今世界人類所面臨的各種焦點問題上。

當然，除了“市民社會派”以外，這一時期日本還出現許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馬克思的科學和哲學》等。但是，客觀地說，“市民社會派”是當時日本的《大綱》研究，甚至是整個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個時期：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

第三個時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紀80年代的《大綱》研究。首先，在《大綱》的翻譯上，這一時期由于刊有《大綱》的新MEGA第Ⅱ部門第1卷第1分冊(1976年)和第Ⅱ部門第1卷第2分冊(1981年)的出版，以經濟學家為主組成的“資本論草稿集翻譯委員會”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譯了新MEGA版《大綱》，而且新譯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綱》題名《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與高木幸二郎團隊的經典翻譯不同，新譯本不僅在翻譯質量上對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還將《附屬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與來歷”、“異文”、“訂正”、“注解”等信息也進行了編譯，以“譯者注”的方式置于譯文各節的后面，從而使讀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綱》手稿的修改過程和形成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它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新MEGA版翻譯，而中文第2：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沒有做到這一點。

在這一時期，日本的《大綱》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礎上，又開始與世界上的《大綱》研究重新――之所以說是“重新”，是因為第一階段的《大綱》研究基本上與當時世界上的《大綱》一一研究的主題是一致的――接軌，出現了一些綜合性成果，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會派”的兩位后起之秀山田銳夫和內田弘的作品當中。

山田銳夫的《經濟學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關于《大綱》研究的總括性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世界《大綱》研究的傳統主題，譬如“寫作計劃”、“人與自然的物質代謝”和“資本的周轉和世界市場”等，而且還能找到日本《大綱》研究的固有主題，譬如“領有規律的轉變”理論。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會分為三個方面，即“市民社會”、“資本制社會”(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產業社會”(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從這三個方面解讀了《大綱》的內容。他認為，盡管“市民社會”、“資本制社會”和“產業社會”都是對眼前的近代社會的本質概括，但它們的內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會的積極因素。“市民社會”，從它形成的初衷來看，是為了實現自由與平等，因而包含著孕育自由個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會的現實中，這一可能性卻流于形式；“資本制社會”雖然剝奪了工人的剩余價值，但是為自由個人的“聯合”創造了客觀條件；“產業社會”雖然將工人的生產力物象化為資本主義的產業能力，但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這一產業能力為自由時間的出現提供了可能，從而在客觀上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從對這三種社會積極意義的強調來看，山田銳夫的《大綱》解讀是符合“市民社會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對第二階段《大綱》研究固有主題的深化和拓展。

與山田銳夫相比，內田弘的研究則更多地意識到了國際上的研究狀況。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一書中著重討論了“自由時間理論”。他認為，“《大綱》的體系同時也是自由時間論的體系”。對馬克思而言，資本一方面創造出了剩余勞動時間這一形式，為解放勞動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資本家又將它占為己有，讓它為自己創造剩余價值。但是，隨著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增加，雇傭工人也被要求具備“一般知性”的能力，從事精神勞動，結果他們發現被資本家剝奪的剩余勞動時間其實只不過是自己勞動的結果，于是他們會產生要將剩余勞動時間變為自由時間的要求。

在對“自由時間理論”的分析上，內田弘還特別強調了活勞動在歷史上的變化問題。我們知道，活勞動是資本存在的基本條件。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活勞動所占的比率會逐漸減少，那么以活勞動為基礎的剩余價值規律會喪失其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的作用，再加上雇傭工人自覺認識的逐漸成熟，這將為超越資本主義開辟道路。

1985年，內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專著《中期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這本書，按照內田弘本人的說法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研究》的“姊妹篇”，是對前書的補充。在這本著作中，內田弘討論了“《大綱》與李嘉圖的關系”、“《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的關系”以及“《大綱》與后來的《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的關系”。其中，特別是對“馬克思《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的關系”傾瀉的筆墨最多，提出了《大綱》的“序言”與《邏輯學》的“概念論”、“貨幣章”與“存在論”、“資本章”與“本質論”是一一對應關系的結論。1988年，內田弘又將此部分擴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馬克思的(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一書，在歐美世界引起反響。2010年，在漢譯《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一書出版時，譯者又將此部分翻譯并收入其中，從而使中國讀者通過《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馬克思經濟學批判》的精華部分。

總之，從內田弘的這兩本書來看，他的《大綱》研究包括了對亞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圖、黑格爾以及這些人物與馬克思的關系，堪稱《大綱》研究的“百科全書”。同時，斯密的分工和交換理論、李嘉圖的生產理論，再加上黑格爾的邏輯學，熟悉歐美《大綱》研究史的讀者都知道，這些也都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美研究《大綱》的主題。

在山田銳夫和內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綱》研究很少有專著出版。20世紀80年代至今，在這一領域有以下幾項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個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門“《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專家從《資本論》手稿形成史角度對《大綱》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禎之介解說的《大綱》手稿的影印版；從歷史學和經濟史角度對《大綱》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實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據《大綱》對馬克思的亞細亞觀和共同體理論的重構。另一個是從環境思想角度對《大綱》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島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對《大綱》中的“物質代謝”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理論的解讀。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編輯了一本論文集《(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歷史與邏輯》。還有，隨著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

的爆發，《大綱》中的危機理論又重新受到了關注等。不過，從整體來看，相對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繁榮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綱》研究略顯蕭條。

以上，我們概述了日本學者研究《大綱》的歷史。從內容上看，日本的《大綱》研究經歷了從“作為《資本論》形成史的《大綱》研究”出發，到“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理論的《大綱》研究”，再到“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比較重要的是第二個階段，它代表著日本學者對世界的獨特貢獻。因為，從世界范圍來看，這種以“資本原始積累”理論為主線的《大綱》解讀是不多見的。

從以上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大綱》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環的結束”和“個體所有制”問題、望月清司的“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內田弘的“自由時間理論”、山田銳夫的“領有規律的轉變理論”等頗為獨特，是其他國家學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無論是在解讀的嚴密性還是思想深度上，這些成果與同時代的西方的《大綱》研究，譬如麥克萊倫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內格里的《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等相比毫不遜色。

日本的這些獨特的成果主要出現在《大綱》研究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之所以在這兩個階段出現了這樣的成果，與他們確立起了“中期馬克思”概念有關。我們知道，從20世紀30年代起，在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著所謂的“早期馬克思(異化論)和晚期馬克思(《資本論》)的對立”一說。而《大綱》的出現，則使兩者連接起來，《大綱》構成了馬克思思想發展的一個中間階段，這就是所謂的“中期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這一概念，他們可以解放思想，突破過去將《大綱》納入《資本論》形成史框架的局限，從而將《大綱》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也為他們進行理論創新提供了可能。

但是，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的《大綱》研究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贊同。我們試舉兩例。首先，是山之內靖對“市民社會派”的批判。作為一個事實，無論是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還是山田銳夫和內田弘，他們都屬于“市民社會派”。而這一派對馬克思的解讀有兩個鮮明的特點：用“市民社會”概念來重構馬克思的學說；將市民社會看做是一個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基本概念。因此，他們的馬克思解釋會包含著許多對斯密的生產力概念、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西歐發展道路的肯定。對此，山之內靖從當今世界所面臨的環境危機、非西歐世界等出發，認為他們夸大了《大綱》中所存在的“西歐中心主義”、“黑格爾的觀念”、“生產力主義”，提出應關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馬克思對費爾巴哈哲學的吸收，即馬克思的反現代性的自然主義思想以及馬克思的“晚年構想”。

篇(5)

【關鍵詞】 西方 后

一、西方哲學演進的歷史進程與代表人物

從總體上看，“西方哲學演進的大致脈絡是：它從對第二國際在理論上的實證主義傾向的批判發端，從方法論角度強化了歷史哲學的主體性邏輯，形成了以人本主義為主要傾向的理論基調，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薩特等人的‘存在主義的’思潮中達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對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哲學直接突顯為人道主義的旗幟，在這一背景下，西方內部又孕育出拒絕人本主義的科學主義傾向。在這其中，法蘭克福學派是一種獨特的思潮，它在早期強勁地保持了西方總體的人本主義傾向，而這種人本主義傾向的來源又是獨特的，并且從40年代初對啟蒙的批判開始，它演化出一條不同于早期西方的道路。”[1]具體來說，西方的歷史演進大體可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一）發端時期

在這一時期（20世紀20-30年代），西方哲學的突出特點是具有主體性傾向，即注重人的意志和主體性。代表人物主要有盧卡奇、科爾施、葛蘭西、布洛赫。

（二）深化時期

在這一時期（20世紀30-60年代中期），西方哲學的突出特點是具有人本主義傾向。具有比較大的影響流派主要有三個：一是存在主義，代表人物主要有薩特、梅洛-龐蒂、列裴伏爾；二是弗洛伊德主義，代表人物主要有弗洛姆、馬爾庫塞、賴希；三是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主要有霍克海默、阿多諾、本雅明、哈貝馬斯、施密特。馬爾庫塞、弗洛姆同時也是這一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三）終結時期

在這一時期（20世紀60-70年代），西方哲學的突出特點是內部沖突并紛紛轉向，即在后現代的話語語境中思考和分析問題。代表人物主要有實證主義流派的德拉·沃爾佩和科萊蒂；結構主義流派的阿爾都塞和普蘭查斯。另外在這一時期還要介紹阿多諾的《否定的辯證法》著作中的思想。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對西方歷史發展階段的劃分，包括代表人物的歸屬階段，只是一種相對的劃分，因此，我們對這種劃分要彈性的給予理解，而不要絕對的去認識和把握。

二、西方之后的

西方于20世紀70年代左右終結了，但這并不意味著它的影響也已終結了，更不意味著的終結。其實，西方的這種終結只是“經典理論邏輯之終結”，事實上，直到今天，人們還可以從后現代的話語語境中感受到它的影響及其思想痕跡的存在。

國內學者對后概念界定的意見也不一致。在《西方的邏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中，作者仰海峰是以“后”來表述或統稱了西方之后的，并未具體劃分和界定理論傾向。而在《西方哲學的歷史邏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一書中，張一兵教授把西方之后的劃分為三個思潮或流派，即后現代、后馬克思思潮、晚期。他認為，后現代已背離了馬克思的初衷，因為后現代否定一切工業文明及其文化形式，其主導方面是借后現代主義思潮來重新構建后現代，如生態學的和女權主義的；后馬克思思潮不贊成，但在另一方面，卻承襲了的批判傳統，實際上這一思潮與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代表人物主要有早期的德魯茲、布爾迪厄和鮑德里亞，晚期的德里達以及齊澤克等人；晚期是西方的傳承者，但是在后現代社會的話語語境下討論的新生問題，代表人物主要有杰姆遜、伊格爾頓、德里克、科爾納和波斯特等人。但有的學者并不是這樣劃分的，如陳學明教授在其《西方前沿問題二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著作中，十分明確的把生態學的列入了西方的范疇之內，認為生態學的不是西方之后的，而其本身就是西方理論。王雨辰教授在其著作《哲學批判與解放的烏托邦》（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一書中，用“國外”統稱這些在后現代思潮中理解、評價哲學的理論流派。

可見，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人們對西方之后的的理解和認識是有分歧的。但在國內有一點大家還是形成了共識，即認為人們已實現了從西方研究到西方之后的研究的轉換。國內這種研究視域轉換的標志就是“國外研究”二級學科的確立。

“國外研究”二級學科的確立，意味著這是我們對西方研究的繼續和深入。特別是從國外研究理論基礎層面考慮的話，我們對西方的研究可能才剛剛開始。也就是說，我們對西方的研究還遠遠不夠，還需要我們沉淀出更多的理論成果，進而為我們的事業做出新的理論貢獻。

篇(6)

關鍵詞：封建制度經濟文化

一、萬歷執政期間中國社會的特點

眾所周知，萬歷皇帝最擅長的就是罷朝，最長一次竟長達28年，他不僅僅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也是罷朝時間最長的皇帝。萬歷皇帝的罷朝其實也是有他自己的苦衷的，關于這一點，黃仁宇先生在其著作《萬歷十五年》中進行詳細的論證分析。同時由于萬歷皇帝的長時間罷朝，官員的選拔也逐漸出現了問題，明朝大部分官員的選拔都是由吏部向皇帝舉薦，以書面的形式呈上，然后由皇帝親自圈閱。萬歷皇帝不處理吏部的事務，官員的選拔問題長時間被擱置，由于官員的新城代謝，老官員生老病死、告老還鄉，而新官員沒有補充，所以造成了官員數量急劇減少的現象。按照以往制度，六部給事中的名額，應該是五十余人，而都察院的名額，應該是一百余人。可到了萬歷三十五年，六部給事中只有四個人，而且其中五個部沒有都給事中，連個管事的都沒有，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竟然只剩下五個人。而當時的六部，部長副部長加起來，一共只有四個。禮部沒有部長，戶部只有一個副部長，工部連副部長都沒有，只有幾個郎中在勉強維持著。可以說當時的官僚系統處于部分癱瘓中。

萬歷執政年間的特點就是皇帝罷朝，不處理事務，而官員們苦命維持著政務系統的正常運行。明朝作為一個封建王朝，最大的特點就高度的中央集權，國家意識在社會中占領完全的主導地位，所以說皇帝的意愿就代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意愿。但是難免總會出現幾個異端分子，宣揚某些“人權”，“民主國家”的思想，統治者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于是監獄、警察、軍隊等暴力機構就出現了，監督百姓的一舉一動。而在明朝，錦衣衛、東廠、西廠這種特務機構更是了得，其效率之高、范圍之廣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實屬罕見。但是到了萬歷年間，正如前文所說，官僚系統處于部分癱瘓中，所以政府對民間的檢查、監管力度大大降低；而萬歷皇帝長時間罷朝不參與政治，這樣就沒有了皇帝的意愿，國家意識也就大大減弱。而國家意識與人民意識是彼消此長的關系。所以這個時候，人民意識的力量空前提高，甚至可以說是中國五千年封建社會中的巔峰。

如果說明朝的經濟在中國封建歷史上能排第幾位，我個人認為應該是第二位，第一位是北宋。明朝在張居正、申時行等人的大力改革下，經濟快速增長，在萬歷年間更是達到了頂峰，出現了“萬歷盛時”的繁華景象。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明朝的經濟處于當時世界經濟主導地位，其經濟力量強于英國。而當時的英國資產階級已經出現，并且擁有了比較強大的力量，為不久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打下了基礎。我們知道，當一種社會制度適合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時，就會促進社會發展，相反地，就會阻礙社會發展。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就是因為封建制度已經阻礙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而當時明朝的經濟強于英國，所以對于中國來說，封建制度更加不適合當時的社會發展，之所以中國沒有爆發革命，主要是由于以下兩個原因：第一，資產階級力量過于弱小；第二，國家暴力機器過于強大。所以說中國的資本主義一直是處在被抑制的狀態中。而正是由于萬歷皇帝的罷朝導致了政府的監管力度減弱，使處于被抑制狀態的中國資本主義得到了發展的春天，正是這個時候，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二、萬歷年間的中國經濟

在宋朝以前，中國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為什么到了北宋中期以后，中華民族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對于這個問題，我也有自己的看法。其實在北宋的中期，中國的社會發展程度就已經具備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說的兩個原因：第一，資產階級力量過于弱小；第二，國家暴力機器過于強大，所以人民沒有能力使社會制度轉型。而很不幸的，從北宋一直到清朝，中國的統治者們依舊對社會制度轉型沒有興趣。而我前文說過，封建制度已經開始阻礙社會的發展了，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這種阻礙竟然長達八百多年。所以這八百年間，中華民族幾乎是處于停滯不前甚至是倒退的狀況。北宋之前，之所以中國民族能快速發展，是因為封建制度在當時是促進社會發展的。而英國人是幸運，資本主義一出現，社會制度就能立即轉型，社會一直向前發展。

眾所周知，清朝的皇帝比明朝的皇帝勤政，而明朝的皇帝大部分都是整日花天酒地，不顧百姓死活，那么為什么清朝一直都比明朝落后呢？在中國百姓的眼中，只有勤政的皇帝才是好皇帝。但是正如馬克思思想所說的，一切事物都具有時效性。正如前文所說，中國人從宋朝開始就一直在用封建制度來治理一個本該發展資本主義的社會。說白了，中國一直在用一種錯誤的方法發展著，我們一直在做錯事。清朝的皇帝勤政，所以做的錯事就越多；而明朝的皇帝待政，所以做的錯事就少。而到了萬歷皇帝，正因為他無限期的待政，所以說他幾乎就沒有做過錯事，因此中國社會經濟就得到了相應的發展。

三、萬歷年間的中國文化

萬歷年間不單單經濟得到了發展，文化同樣也得到了飛躍的發張。因為沒有了政府的監管，所以百姓的言論自由也空前高漲，只要是人名大眾喜歡的、有市場前景的就可以出版，根本就不需要有關部門的審核。各種文化思想如雨后春筍般拔出地面，可謂是“百家爭鳴”

在思想方面出現了思想家文學家李贄，他對男尊女卑、社會腐敗、假道學等都大加批判，可見當時古人的思想的深度以及對社會現象的審視程度不遜當今。李時珍的著名著作《本草綱目》也是出版于萬歷年間，由于它的科學性，系統性，科學性流傳至今，為現代醫學所認可采用，可見當時中醫藥學原理、實踐之發達程度了。著名科學家宋應星編撰的《天工開物》詳細敘述了當時農作物和手工業原料的種類、產地、生產工藝、生產設備等，加上宋長庚自己的組織生產經驗和科學見解，是我國第一部農業和手工業方面的大百科全書。此書傳到日本后，送被稱為“中國的狄德羅”。

明代著名戲曲家、文學家湯顯祖（150-1616）創作了著名的《牡丹亭》，通過杜麗娘和柳夢梅生死離合的愛情故事，歌頌了反對封建禮教、追求自由幸福的愛情觀和強烈的要求個性解放的精神，湯顯祖被稱為當“東方的莎士比亞”。